“听说毛家老三要回来？”1992年清明刚过，浙江江山新塘边镇的杂货铺里，几位老人对着报纸上的照片议论纷纷。暮春的细雨沾湿了报纸边角，照片里82岁的毛森拄着拐杖站在祖宅门前，深灰色西服口袋露出半截金丝眼镜链，恍若寻常归国老华侨。这个画面背后配资是做什么的，藏着跨越半个世纪的谜题：沾满鲜血的军统刽子手，为何能在耄耋之年安然返乡？
江山县档案里存着毛森师范毕业时的教师档案照片。1925年，21岁的他梳着三七分头，在县立小学教算学，每月领八块大洋。同事回忆“他总爱穿青布长衫，给贫困生垫过书本费”。这种温良表象下，却藏着颗不安分的心。当县里张贴浙江警官学校招生告示时，毛森把粉笔往讲台一摔：“当个教书匠能有甚出息！”这份档案在1932年戛然而止——他考入警校的第三个月，就在杭州拱宸桥跟踪日谍时被戴笠相中。
军统档案记载着毛森“双面人生”的转折。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，他带人潜入虹口区炸毁日军油料库，行动前夜在法租界公寓对部下说：“咱们干的活计，既要杀鬼子，也要防着赤党。”这种思维贯穿他整个特务生涯。据统计，抗战期间他经手的锄奸行动达47起，亲手处决过汪伪政权要员；但同一时期在江西上饶，经他签字处决的进步青年就有23人。军统内部流传着他的名言：“锄奸是工作，清共是本分。”
1946年南京特别法庭的审讯记录里，有个苏北农妇的泣血证词。她丈夫因给新四军送过三袋红薯，被毛森当众砍下头颅挂在村口槐树上。彼时已升任军统东南区情报专员的毛森，在庆功宴上举着威士忌酒杯冷笑：“对付赤匪就得用重典！”这种残忍在1949年5月达到顶峰。上海警察局地下室的水泥墙上，至今可见他下令屠杀300余人时的弹孔，行刑队后来交代：“毛局长嫌枪声太吵，特意让在子夜动手。”
败退台湾后的毛森过得并不如意。台北植物园附近的日式宅院里，他时常对着大陆方向发呆。保密局旧同僚透露，有次聚会时他醉醺醺地敲桌子：“老子替党国杀了半辈子人，现在倒成了丧家犬！”1956年携家眷移居琉球时，行李中除了装满美钞的皮箱，还有本翻烂的《唐诗三百首》。有意思的是，他在那霸开的中华料理店，招牌菜竟是江山家乡的腊味合蒸。
转折出现在1982年，全国政协《关于处理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规定》出台。侨务部门档案显示，毛森从纽约寄来试探信：“垂暮之年，惟愿埋骨桑梓。”经反复核查确认，这位双手沾血的老特务，最终以“促进祖国统一人士”身份踏上归途。镇上的老人回忆：“他摸着祠堂门槛直掉泪，说要给每户乡亲送台彩电。”
站在新塘边镇的石板路上远眺，毛家祖宅飞檐下的蛛网在风中轻颤。历史学者指出，毛森能善终的关键在于两岸关系的微妙变化——1991年台湾当局废止“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”后，大陆对台政策更趋灵活。而更现实的因素是，随着时间推移，直接罪证多已湮灭，幸存者多数离世。不过，江山党史办保存着1985年的群众来信，仍有受害者家属愤怒质问：“血债岂能因年久而勾销？”
毛森去世前三个月，在纽约公寓给家乡小学汇过笔捐款。汇款单附言栏歪歪扭扭写着：“补偿当年辍学的孩子们。”这迟来的忏悔是否真心，或许只有长眠地下的亡灵知晓。如今重访军统杭州站旧址，斑驳砖墙上还留着戴笠手书的“忠勤慎实”四字训令，毛森曾将这幅字拓本挂在床头三十年。当人生走到尽头时，他或许终于明白，这些沾着血的字句终究敌不过故乡的一抔黄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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